中国历史原来这么有意思

昨天说读完了樊树志的《国史十六讲》，今天把书还了，还之前我想，得写点什么东西。这本书的给我的感觉是，中国历史还是很有意思的。为什么能够讲得这么有意思？我觉得有三点：一是不把读者当傻瓜，单纯地给出结论，而是有史料，有推理。以前的历史教科书，都是一个套路：某个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有什么意义。第二点就是有新观点。第三点就是结合现实来讲。让人觉得，原来历史与我们是有关系的。

下面几段给我的印象很深（箭头后为我所想到的）。

晋朝之后的南北朝时期，北方游牧民族南下，建立割据政权，这个时期又被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。这个时期看似一个分裂动乱的时期，其实是、胡人汉化、汉人胡化，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。
其中提到汉人胡化的一个方面就是“胡床”被汉人使用。胡床是胡人发明的高足座椅。“中原汉人的习惯是席地而坐或者跪坐，或是盘腿坐，并无椅子、凳子的习惯。……胡床自北向南流行，促使高足家具的兴起，终于改变了汉人席地而坐的习惯。'筵席'一词与席地而坐的习惯紧密相连，举行宴会时，在地上铺上大的‘筵’，再铺上小的‘席’，作为坐垫，中间有矮足的被称为几、案的桌子。这种筵席方式，至今在日本韩国依然可以见到。……”
→原来高足家具都是从胡人那里传过来的，这么说来日本韩国倒是保存了汉人的习惯。其实我有时候觉得，日本的那种榻榻米房间很不错，可以随意坐卧，多么惬意啊。看来，还是老祖先的东西对我的胃口。

日本文化的魅力之一，就是大量移植并保留唐朝文化，例如，唐朝宫廷的行为规范，宫廷音乐，舞蹈，以及唐朝的建筑风格等等，许多已经在中国绝迹，而在日本却保留至今。有人戏言，如果想了解唐朝中国是什么样子，应该去日本看一看，此话有相当的道理。

838年至847年生活在中国的日本僧人圆仁目睹了这一场景（盂兰盆节），在他的书中写道，扬州的四十余所寺庙在盂兰盆节那天，竞相制作不同寻常的蜡烛，糕饼和花卉，供奉在佛寺面前，城中每个人都到寺庙中去祭拜。
→看来有很多传统必须要到日本去寻找了。中国这个国家变化太猛，转身太快，结果丢了好多东西。

宋朝科学家沈括做早使用“石油”这一名称，并且意识到它的用途与价值。他预言“此物后必大行于世”，因为“石油至多，生于地中无穷”。这种先见之明，令我们今日读来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。
→沈括真有先见之明啊。只可惜中国人对科学一直不重视，不然咱们早就开始钻石油了。

瓦子有名瓦肆，瓦舍，是娱乐场所。南宋都城杭州城内有瓦子23所，其中位于御街众安桥的北瓦子最大，有勾栏（百戏演出场所）13座，分别演出戏剧，相扑，傀儡戏，说唱，说诨话和学乡谈（类似相声、滑稽），皮影戏，教飞禽等，昼夜不息地演出，观众数以千计。
→从娱乐的种类来看，宋朝似乎比今天还好玩。如今大家就只会想到去唱卡拉OK了。相扑原来在宋朝也流行过，恐怕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想到。不知道那个时候的相扑是什么样子……

墨菲在《亚洲史》中用充满感情色彩的笔调写道，马可波罗在13世纪末亲眼见到杭州，为他的宏大和富庶所折服，惊叹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。马可波罗说，他的故乡——堪称欧洲城市之冠的威尼斯，在杭州的映衬下相形见绌，“不过是一个破旧的小村庄”而已。
→马可波罗果然不亏见多识广，用的对比都很有震撼力。

人们对于“倭寇”一词，容易望文生义，认为是“明朝时骚扰中国沿海一带的日本海盗”，这其实过于简单化。根据田中健夫的研究，“倭寇”一词，最早出现于404年的高句丽“广开土王碑文”。它的含义是多种多样的，有“高丽时代的倭寇”“朝鲜时代的倭寇”“嘉靖大倭寇”，甚至还有“吕宋岛的倭寇”“南阳的倭寇”“葡萄牙人的倭寇”。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4世纪至15世纪的倭寇，以及16世纪的倭寇。前者主要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东北沿岸活动，是日本人与朝鲜人的联合体；后者大部分是中国的海上走私贸易群体，日本人数量很少。山根幸夫在《明帝国与日本》一书中谈到后期倭寇（“嘉靖大倭寇”）时，强调以下两点：一是后期倭寇的主体是中国的中小商人阶层——由于合法的海外贸易遭到禁止，不得不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中国商人；而是倭寇的最高领导人是徽商出身的王直——要求废止“禁海令”，追求贸易自由化的海上走私贸易集团的首领。
……被称为倭寇王的王直，是徽州商人，长期从事对日本的贸易。在遭到官军的围剿之后，逃往日本萨摩的松浦津，以五岛列岛为根据地，还在平户建造了第宅，拥有一支庞大的船队。
……队伍中确实有一些“真倭”，那是受王直集团雇佣的。正如王守稼《嘉靖时期的倭患》一文所说，“大量史料证明，历史的真实情况似乎与以往流行的说法相反，嘉靖时的‘真倭’，反而倒是受中国海盗指挥，处于从属、辅助的地位。”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把倭寇说成是日本海盗的入侵呢?原因是复杂的。一是其中确实有些日本人，即所谓“真倭”；而是王直等人有意制作混乱，以假乱真，保护自己；三是明朝平倭将领为了冒报战功，虚张声势。无怪乎当时人说：“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，明知中国人，而称倭夷，以讹传讹，皆曰倭夷，而不知实中国人矣。”
→这个结论坚决很让人震惊。倭寇居然是明朝禁止海上自由贸易的结果。书中还说，一旦开放海上贸易，倭寇就变成商人，禁止海上贸易，商人就成倭寇。这次贵州瓮安事件，似乎也是一样的逻辑：治安好了，暴民就成百姓；治安差了，百姓就成暴民。这显然不能怪咱老百姓。